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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近一百七十年的时间段内，辽、金等北方内亚民族始终与汉民族为主体的北宋王朝进行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河北、山西的部分地区作为文明交流的前沿地带对于研究这一现象有着重要地位。本文运用考古学视角，从该地域已发掘墓葬的埋葬习俗、墓葬装饰、墓内随葬这三方面入手，通过考古发现所见内亚性文化因素，考量其在汉民族社会生活、精神信仰等领域的地位，并由此研究这一地域多元文化因素的交融与互动。
甘肃发现的北魏至隋代千秋图像作为中原句芒、千秋向唐代敦煌壁画迦陵频伽图像转变的中介，更多源自它们在死后世界想象中的角色功能，而非仅为人首鸟身的组合形式。迦陵频伽是作为佛教西方净土思想的组成因素出现在敦煌壁画中的，古代佛教艺术中的迦陵频伽早应为出现于唐初的"敦煌风格"迦陵频伽。"敦煌风格"迦陵频伽是印度紧那罗形象、印度迦陵频伽文本、敦煌唐代佛教画工、唐代净土信仰、中原先唐人首鸟身形象等多种因素碰撞的结果。"敦煌风格"迦陵频伽的共同点体现在华美头冠、伸展双翼、修长卷尾、站立姿势、乐舞角色、净土场景等方面；有些迦陵频伽在双手合十姿势、献鸟献物角色、边饰纹样功能等方面有所突破。"敦煌风格"迦陵频伽在盛唐以后东进中原，出现在中原佛寺塔基地宫、佛教金棺银椁、皇室贵族墓葬等艺术载体中。74年4月，河南省洛阳市郊区李楼公社五郎庙村七队村民上交一批古代鎏金铜造像，据称是农民在取土时发现，估计是一处窖藏。这批鎏金铜造像除较残者外，基本完整者11余尊，从特征上看均为唐代之物。造像种类有佛、菩萨及天王，其中菩萨造像占绝大多数。佛像有立姿、坐姿和树状化佛三种。造像作树状，树冠分作五枝化佛和七枝化佛，每个化佛头顶部有一尖顶状饰物。菩萨像形态较多，有立姿和坐姿，左手举柳枝和右手举柳枝之分，背光形式为莲瓣形，但又有实心、空心以及周缘有突结等变化。天王像仅一件。洛阳唐代铜造像以往在墓葬或遗址中有零星发现，但一次发现鎏金铜造像数量达百余尊，在洛阳还是次，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少见的。无论是佛像还是菩萨、天王，均与洛阳所见唐代造像风格相近。
近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玉饰"，由于人们对其造型存在争议，所以其形象一直未有定论。将其与之前出土的玉熊造型及风格比较可以确定其为熊形，玉饰可以称为"熊形玉饰"。海昏侯墓出现熊形玉饰与刘贺的思想观念、汉代的黄老之学、熊图腾信仰等密不可分。从民俗文化意义上讲，这件熊形玉饰具有驱邪避恶、保护墓主人灵魂不受侵扰、肉体不受侵害的作用，终目的是帮助墓主人完成炼形，升入仙界。这既是对熊图腾文化的继承，又是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新发展。
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幅表现了48个义民的竹笔长卷，这就是近现代画家司徒乔创作的《义民图》。它是画家的代表作品，也是近现代美术富时代特征和感彩的作品之一。作为一名极具特色的画家，司徒乔在油画、色粉画、竹笔画等领域都有极高成就。受鲁迅先生影响，司徒乔更多将目光投向了当时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以纪实的手法，用独特的竹笔绘制了多幅广为流传的灾难画。这些作品凝结着作者的深切情怀和时代的悲情声音，向人们讲述着战争时期穷苦大众血泪，既控诉日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也斥责了国统治者的无能。本文从画家的成长历程、创作工具、创作的时代背景，作品的内容介绍、历史地位及灾难画在近代美术形成的原因等多个方面对《义民图》做了系统梳理与研究，使人们在了解《义民图》相关信息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创作者的伟大人格。68年，山东诸城博物馆征集到的元帅右监军印是关系到红袄军史、金蒙宋战争史的重要文物，为此，学术界就该印的归属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金史》《元史》的相关记载，通过对比监军印和《金史》所载金代三品官印的重量，判定监军印并非金代官印；通过勾陈行尚书省及山东淮南行尚书省的变迁，判定监军印中的"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即李全所受之山东淮南路行尚书省；通过追溯蒙古前四汗时期军政机构设置及官吏职名的变化情况，判定该监军印所涉之元帅右监军应为山东淮南行尚书省的属官。与既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认为，山东诸城博物馆征集的元帅右监军印既非金代官印，亦非红袄军首领李全本人所有，而应是李全集团重要成员的遗物。